推广 热搜:   论文  经济    自考报名  发展  改革  社会  上海  发展战略论文 

自由、民主与当代中国“问题”

   日期:2021-07-28     来源:www.duxinshilongwang.net    作者:未知    浏览:631    评论:0    
核心提示:一近年来,“主义”之争在中国成为一个要紧的话题,但我觉得,现在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和它们在西方语境中有非常大的不同,因而,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把这部分定义梳理一下。


近年来,“主义”之争在中国成为一个要紧的话题,但我觉得,现在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和它们在西方语境中有非常大的不同,因而,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把这部分定义梳理一下。
在改革以前国内实行的是一类型似于斯大林模式的体制。而在西方有它的左派思潮,“新左派”这个定义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在欧美的话语系统中,他们讲的“老左派”指的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但西方大多数国家里共产党的权势都不如社会党,因此“老左派”在非常大程度上是指社会党。譬如说在美国,“老左派”指的是以哈灵顿为代表的社会党人,就是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共和人民党。如此哈灵顿就被觉得是美国“老左派”的代表。所谓“新左派”就是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不一样的另外一种(在美国带有一种雅皮士式的)左派。在欧洲话语中“新左派”指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倾向,包括目前的布莱尔、吉登斯等标榜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既不要福利国家,也不要自由放纵。他们讲的“老左派”是以社会党国际为代表,和以在西欧、北欧执政的社会党的理念为代表的那种思潮。
与此同时存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在欧陆叫自由主义,在美国叫守旧主义。美国主流学术话语中的守旧主义是和欧洲话语中的守旧主义不一样的,美国的守旧主义就是欧洲的“自由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是个人自由,而欧陆的“守旧主义”在美国被叫做“托利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正是美国革命革掉的那些东西:贵族传统等等。),现在这几年在欧美话语中时尚的“新左派”也就是90年代社会党国际中时尚的“社会自由主义”(布莱尔提出“新工党”理念,就是自由主义化的工党理念)。与此不同,中国90年代以国外华人学者崔之元等主张的所谓“新左派”立场事实上是在中国原有些斯大林体制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取一个折衷。这表目前他们一方面在中国很强调在改革以前的体制中吸取资源,譬如说,觉得“人民公社”是经济民主的典范,“文革”是政治民主的典范,等等。当然他们也讲了一些西方社会民主的内容,如伊索普模式(雇员持股计划)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过去正统的理论有所不同。另外他们吸收的思想资源有非常大一部分并非来自社会民主主义,而是来自西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与社会民主思潮有非常大的不同。很多中国人都误觉得“西马”和社民党差不多,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大。“西马”就其产生的思想理路来讲,它发来自于已经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传统决裂后的第三国际内部的一支异端,以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为代表,虽然与第三国际正统有异,但与社会民主传统却没因此接近。葛兰西等人当初与俄国人的分歧主如果形而上的,即反对唯物主义,更强调文化自觉、阶级意识等类似“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显而易见,这里潜藏着一些比俄国人更“左”的苗头,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对中国毛泽东式的主观浪漫主义有兴趣,并不完全是对国内现实的隔膜,也有形而上的根源。这在欧美自由社会中作为一种批判的声音自有其价值,但这部分资源再被传入中国后,它和斯大林体制之间的距离要近于它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距离。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在斯大林体制和“西马”之间,而不是在斯大林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当然更不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这就是中国话语中的“新左派”。显然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点:中国的“新左”和西方的“新左”有非常大的不同。
就中国的情形看,这两种“新左派”大家都不可以同意。大家显然和中国“新左”不同,与他们在种种事实上有不一样的判断,对他们承继的两种资源也持否定的怎么看。另一方面,大家与西方的“新左”也有明显的不同的地方:西方的“新左”取一种既不同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与他们完全不同,中国目前不是自由放纵太多,更不是福利国家太多,因此大家不是既不要自由放纵又不要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纵又要更多的福利国家。也就是说,在大家国家的现实存活环境中,不只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在自由秩序打造之前的年代,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有非常大的价值重合面,它们一同应对反自由主义反社会民主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而自由主义同意但社会民主派反对的价值与社会民主派同意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这两部分都非常小。这里讲的价值重合面主要就是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分价值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同底线”,而并非什么两个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近期《天涯》杂志发表了我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韩文版序,这篇文章原题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同底线》。但编辑部没改动文章内容,却未经我赞同把题目改为“我的第三条道路”。两个主义重合的那些基本价值决不等于两个主义以外或“之间”的“第三”立场。
伴随自由秩序的打造,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重合部分在缩小而两者价值歧异、看法对立的部分在扩大,同时作为两个“主义”之一同敌人的价值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伴随社会的进步,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离别,这个时候才可以说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比自由主义“左”而比社会民主“右”的那种立场才有了进步空间。而大家目前的立场用语言表述就是,大家赞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可的那些基本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在中国的环境中,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存在着主要的重叠之处,大家就是站在这部分重叠之处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基本价值。而大家反对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赞成的那些东西,即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
至于自由主义同意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价值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同意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大家觉得对现在中国人来讲还是假问题。譬如说,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一个要紧点就是关于工会权利问题。在西方话语中,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觉得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之一来自工会(这里指的当然是民间工会,而不是官办工会),但事实上正如大家以前在东欧看到的:在一种与哈耶克所处环境完全不一样的条件下,真的的工会力量的强大并非对个人的威胁,恰恰相反,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促进。在这样的情况下并没有工会和自由个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反过来讲,自由主义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东西,如美国那种充分角逐的规范化自由市场,在今日中国也是没有的。他们觉得自由角逐不限制就会风险“平等”,而在大家这里风险平等的根本是另外的东西。
这里要指出,强调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一同底线的优先地位,这与所谓历史决定论并无关系。现在有个有趣现象:一些“新左派”对马克思的反感好像比他们所说的“右派”还大,他们在津津乐道于文革、大跃进的同时,张口闭口批判马克思的“西方中心论”;在津津乐道于“后学”“前沿”的同时,一提到马克思就是“科学主义”谬误、“历史决定论”与“机械进化论”的过错。有时他们甚至宁愿从“守旧主义”那里借用非理性、民族性等武器,而批评“右派”没和马克思划清界限!
葛兰西以来的“西马”主流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守旧主义无论其他方面怎么样对立,在批判马克思(特别是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性主义倾向方面却存在着有趣的一致性。“西马”以浪漫主义、哈耶克以经验主义来抵制理性主义的僭妄,这可能反映“后现代”西方对启蒙理性的过分扩张之反感已成为超越左、右的时尚。对此大家应当如何看,这是一个问题。然而中国“新左派”的反马克思却没这种后现代背景,他们的反感只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论为一定资本主义优于中世纪提供了理由。然而事实上,19世纪的大家,包括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之敌视中世纪而向往公民社会,不止是出于唯理主义,更是出于人道主义。这与“历史规律论”是不是成立,其实并没什么关系。简而言之,“交换”比“打劫”要好,这是人道的知识,它完全不必以证明从“打劫”进步到“交换”是“势必的客观规律”为首要条件。“交换”或许并不高尚,它不是“慈善”,然而一个打劫横行的世道是决不会有兴旺的慈善事业的,因而禁止打劫就成了交换者与慈善家的一同底线。这与他们相信不相信历史决定论毫无关系。没底线伦理,高尚道德就不可能站得住脚,假如说这也叫决定论的话,那它也是一种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决定论,而不是什么“历史决定论”。因此,真的的慈善家(不论他是“新”的还是“老”的)势必比交换者更激烈地反对打劫;而假如一个“慈善家”居然觉得“打劫”比“交换”更可取,“交换”比“打劫”更可恶,他当然会被怀疑为伪善,甚至被怀疑为劫匪的同谋。这与“否定的否定”无关,更不是可以“反对历史决定论”来辩解的。

总之,在中国现在存在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一同坚持的价值和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完全可以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用诺齐克的话说:自由角逐的自由度是不应该受限制的,也就是说,大家假定“获得的正义”:一个人刚开始的财产是清白的,此后又坚持“转移的正义”:它后来的每次买卖也都是自由公正的,既没强制也没欺诈,则这个人的财富就是积累到富可敌国的地步,也无可非议,但这个过程只须有一个环节出问题,诺齐克觉得就可非议了。他坚持“正义”是个完整链条,只须有一个环节不正义(比如刚开始的资本是抢来的),那样即便将来的买卖都是正当清白的,都是自由买卖,其结果也是非正义的,是不可同意的。他提出要以“矫正的正义”对此进行匡正。诺齐克这个看法,遭到不少批评,其中既有来自自由主义以外的,也有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譬如罗尔斯就不认可他的这种怎么看。罗尔斯觉得,即便刚开始的财产是清白的,将来的积累也是光明正大以正当行为获得的,但积累太多了,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的。
这种争论我觉得并非中国目前所需要关心的问题,由于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并非刚开始财产出处清白而以正当方法积累进步到相当的水平需要限制的问题,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不少财产的刚开始出处就不清白,将来财产的积累更不是根据自由角逐的公正方法打造起来的,这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完全可以坚持诺齐克式的立场。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在现在的中国可以算作一个假问题。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或社会矛盾并非完全公正致富的人与比较穷的那部分人的矛盾。在中国日常很多存在着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可以赞成的一些东西。
当然,大家不可以以偏概全,不是说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赞成的,大家就要表示异议,当然不是这样。中国是有的完全特殊的东西。譬如,在婚姻与性方面,西方守旧主义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左派则是坚持堕胎自由,但反对强制堕胎。而中国存在的并非有无堕胎自由的问题,而恰恰正是怎么样看待强制堕胎的问题。这个事例显然超越了西方左右派之争的范围。在另一方面,西方的左派在大力争取“同性恋”自由,而西方的右派是反对同性恋自由的。但即便右派,也只不过反对同性恋自由,决不会反对异性恋自由,左派就更不需要说了。然而在中国不是同性恋自由的问题,就是异性恋自由也还有重重妨碍。大伙知晓,不久前引起争议的“新婚姻法”修订稿就有非常强烈的呼声,需要在“新婚姻法”中加入“配偶权”的定义,就是像“通奸罪”如此的定义,等等。这又是超越了西方的左右派之争的范围。“激进”得连西方的左派也害怕的强制堕胎,“守旧”得连西方右派也害怕的通奸罪,足以表明中国的特殊性。不是说大家要一概反对特殊,如我是坚决反对设立“通奸罪”的,但对强制性计划生育手段,在国内目前人口危机已经亮起红灯的状况下,就得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但在多数状况下大家还是要抵制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不可以容忍的东西。比如,西方左派倡导“福利国家”,西方右派是反对的,左派倡导扩大工会权利,右派是反对的。可是大家目前的福利保障水平之低不是权利大小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在这方面,不光是社会党的价值观不可以同意,就是守旧党的价值观也没办法容忍。近期国内的一些学者到英国去访问,他们与守旧党人士座谈,英国守旧党人士对中国下岗工人的政策提出非常大的批评。他们回来将来感慨地说,且不说工党如何看大家的政策,就连守旧党也感觉没办法容忍。再譬如农民问题,农民是国内国民的主体,他们的社会保障之少不只超越社会党人的想象,而且超越守旧党人的想象;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就业自由之少不只超越自由派的想象,而且超越社会民主派的想象,在这种问题面前西方法的现代左右派之争还有哪些意思?
另一方面,大家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已紧急突破诺齐克原则的底线,他们事实上觉得“抢来本钱做交易”也是无可厚非的。某些学者还把它上升为理论,成为一种直接与诺齐克正义相对立的看法,叫“买卖先于权利”,它的实质涵义是对于目前产权不明晰的资产是可以供有权人来任意买卖的,也就是说把诺齐克的“获得的正义”给否定了。在诺齐克那里“权利先于买卖”,获得正义优先于出售的正义。第一要解决了产权的公正设定然后才能谈得上自由买卖。而假如产权是公共的,我作为一个掌权者,作为公共资产的看守者,我就任意拿这笔资产做买卖,这从知识来讲是不正当的,但却被大多数人觉得是正当的,这已经超出了诺齐克正义所许可。这是由于中国自由主义话语中一些问题涉及到新规范经济学,特别是“买卖本钱”理论在中国现在的用问题。
反过来,中国的一些“新左派”却明确提出对“刚开始资本出处了解,其后的买卖也自由公正”的致富者也要实行限制与打击。其他人不认可,他就质问你是不是想堕落到诺齐克那样的地步!这真叫人啼笑皆非,难道他不知晓在今日的中国,诺齐克的正义标准已经是高不可攀的了吗?
对于如此的人,你用诺齐克式的理论去批评他是无济于事的。由于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诺齐克。反过来,对那些支持“抢来本钱做交易”的人你用福利国家理论(更不需要说用马克思的理论)去批评他,也是无济于事的。由于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福利国家。所以对第一种人你需要用社会民主理论去批评他,而对第二种人你需要用自由主义(而且是古典自由主义)批评他。如此的批评模式可能在西方人看来有的奇怪,但却正是“中国问题意识”所需要的。
大家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同于中国式的“新左派”也不同于西方法“新左派”的立场。也就是大家不只要做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原则的互补,而且还可以做到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互补。这是由于,不论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它们刚开始都是作为西方国家在走出中世纪时,在争取个性解放,达成人的自由如此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早期基本上是平行进步的,而且它们在一个大方向上——反对一同体的束缚方面这两者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走出中世纪时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的价值是重合的,重叠部分以外的部分较少,伴随社会愈加向市民社会过渡,自由秩序的打造也就愈加成为现实,这两者的距离也就越拉越开,他们之间一同重叠之处就渐渐变小。到自由秩序完全打造将来,就产生了一种话语上的两极化;也就是不是定自由秩序和一定自由秩序已经成为一种逻辑上的紧张关系。最典型的就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哈耶克思想的主题是“自由秩序”虽有问题,但它是人类可以打造的最好的秩序。大家目前所需要的是不要想入非非,不要做这部分那些,不然大家就会失去“自由秩序”。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觉得“自由秩序”有非常大的弊病,大家要解决它。

目前的问题是,在西方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将来,目前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在趋同。相反,在中国现在的状况下,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话语倒弄得水火不容,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以至于进步到中国的“新左派”批判的矛头不只通常地指向自由主义,甚至也指向社会民主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中国“新左派”从1997年开始很多用从西方引进的“社群主义”看法不是批评诺齐克,而是批判罗尔斯。这是具备中国特点的现象,中国这部分所谓“左派”对罗尔斯比对诺齐克更不可以容忍。
相反,中国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批判对象,不是罗尔斯,不是社民党,而是诺齐克,亦即他们批得最牛B的是自由主义中最古典的部分,人为地把张力拉得更大。因此在中国的现实日常制造了很多伪话语。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在产权改革这个问题上,目前中国出现了两种非常奇怪的声音:一种声音是不少“新左派”学者倡导实行所谓“民主治厂”,就是要限制产权明晰化的倾向,具体提出的模式是“鞍钢宪法”。他们觉得鞍钢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后福特主义”。有人说“丰田公司”“沃尔沃公司”实行的就是中国的“鞍钢宪法”。这部分人倡导在产权已经明晰化的资产中,在私人物品范围中实行公共选择、公共参与。事实上在现实经济日常,应该说“民主化”是人类进步的趋势,在发达国家,在民主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比较发达的国家,所有者在企业经营中征求非所有者或叫“利益有关者”的建议已成为一个常见现象。但最后决定权,作为市场经济本身的原则,应该是所有者或者所有者委托的人来负责。道理非常简单,对财产负有责任的人才能对财产行使权利。这是个权、责、利相统一的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对财产不负责任的人干涉、决定财产的经营能获得好成效的例证,这不止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这样。大家文革中“鞍钢宪法”式的企业情况就比苏联一长制下“马钢宪法”式企业情况要糟得多。
但与这种对私人范围实行公共选择的需要并存,国内又存在着不少对公共物品范围实行有权者“自由买卖”的呼声。有的人不是倡导在企业经营中实行“一长制”,而是倡导在产权改革过程中,也就是在把公共资产变成个人所有些过程中,也要实行“一长制”,即把“一长制”原则从营运管理泛化到产权明晰化过程中。这是任何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提出的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等于说,目前学会在手中的公共资产,我想给哪个就给哪个。这个原则一旦成立,其结果是很可怕的。
但目前的确在中国产权改革中存在这两种建议:一种觉得产权改革中应该实行“一长制”,应该由一个绝对权威想给哪个就给哪个。据了解,如此做有哪些好处是“买卖本钱”最低。而另一种建议觉得,产权早已明晰的那些资产,应该是大伙说了算,本来就是私人所有些那部分财产,要由一些不相干的人去插一脚。以“鞍钢宪法”为旗号倡导“民主治厂”的人,与以“买卖本钱”最小化为旗号倡导在产权变革中实行“一长制”的人,现在在中国大有人在。但恰恰就是倡导产权改革要民主,管理改革要集中的这种呼声在中国是最弱的,即倡导在私人物品范围自由买卖,在公共物品范围民主选择的看法最不成气候。其实,一方面在企业经营中尊重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产权明晰化的过程中要实行公共决策、公共选择。这道理并没什么深奥的,原来的财产是公共的,目前的产权改革就应该是公共事务,而不是个人决策。已经明晰了,你就既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委托加盟,你可以征求“利益有关者”的建议,但决定权还在所有者个人。但现在这两个知识都遭到强烈的挑战,这是中国现在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打着“经济自由主义”旗号否定诺齐克正义的寡头,另一方面是打着“左派”旗号对罗尔斯原则的否定;一方面对产权改革中的民主有非常大的阻力,另一方面也有对正常市场秩序中的所有者权利的忽略。
这部分问题都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假如不可以解决这部分问题,产权改革就不可以正常进行,另外改革将来的市场经济也不可以正常运营。

我常用马克思的看法反驳“新左派”,用古典自由主义的看法反驳权贵资本主义者。有人觉得这怎么样能统一?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统一。我举一个历史上的案例。1905年以前的俄国,它的经济,特别是农业实行农村公社规范,实行土地公有、劳动组合,在政治上实行专制。这个时候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四种思潮,一种是持当局立场的正统专制主义,即乌瓦洛夫称之为俄国民族性的三原则: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种是下层的代表反近代化的民粹派,他们觉得俄国土生土长的村社是好得了不能的东西,沙皇政府的所有弊病就是他们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瘟疫,本来沙皇政府只发扬民族传统时,就是好沙皇,不幸的是他们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歪门邪道(这就像中国一些人觉得大家的政府需要批评之处,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的殖民话语)。俄国思想界的另外两种思潮是以从民粹派中决裂出来的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思潮和以米留科夫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1905年以前,俄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形成了一种反对民粹派和专制主义的网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00年前后这两派人合作编的很多书,如《俄国经济进步情况的资料》等等。参与者包括司徒鲁威、约诺夫、列宁、普列汉诺夫,他们明确讲,这是双方的“文字网盟”。这个“文字网盟”就是针对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的。
这个时候俄国社民党人的话语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上和自由派没非常大有什么区别。譬如在经济上社民党1886年纲领没对土地私有制提出任何批评,它只提出一项需要,需要给予俄国农民退出公社的自由,在他们与民粹派进行论战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名言:俄国人目前已分裂成两个阶级,这就是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普列汉诺夫觉得当时俄国的矛盾,是一同体与自由个性进步之间的矛盾。在政治方面,从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一直有批判西方自由的强烈传统,其理由是这种“抽象权利”不可以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而没钱人没钱就非常难行使权利。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名言说:言论自由有哪些用,贫穷的人上不起学,不可以看报纸,言论自由就和他没多大关系,因此西方人所宣扬的,无非是有一个用金碗吃饭的自由,但没钱人无钱买金碗,因此这个自由是没用的。“这是一个可以用一个银卢布甚至更贱的价格来出卖的、没价值的权利。”对这种言论,包括列宁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列宁曾大骂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了解这只能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思想”。普列汉诺夫更明确地讲:“‘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当今俄国人民最需要的”,而俄国式的所谓“村社平等”才真的是骗人的东西。那样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假如完全一样,就构不成两个不一样的派别)。不同在于:第一,社会民主派在体制演变过程中,更多的强调下层的利益。譬如大伙都倡导要瓦解公社,实行自由农民和自由地产规范。但社会民主主义者倡导把权贵们化公为私的那部分土地免费追回——即“收回割地”。自由主义者比较缓和,他们觉得应采取赎买的方法,但这个赎买和“收回割地”也差不多,第一不是自由讲价,而是由国家定价;第二赎金不是由农民付,而是由国家付,国家用非常低的价格从地主那里把割地(不是传统的私有土地,而是1861年改革后权贵霸占的公社土地)拿过来,然后免费地分给农民。亦即在“公平分家然后自由角逐”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没不同,但在达成这一点的方法上,后者更为激进。第二,在自由秩序达成将来,自由主义觉得即使尽善尽美了,社会民主主义觉得做到这一点后,他们还要搞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后话。这就是两者有什么区别所在。
这一时期,也就是俄国自由主义和社民主义形成网盟的时期,俄国的历史进步应当说是正常的。这个进步和旧规范的冲突到了最尖锐的时期就出现了1905年革命。1905年“事件”按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他们领导的革命,目前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基本上是以自由派为主体的立宪运动。它的主导力量是杜马中的自由派,用当时列宁的话说,俄国出现了“最革命”的杜马和“最反动”的政府之间的冲突。这个时候杜马是由立宪民主党领导的,它在经济上要搞自由小农经济,政治上要搞宪政民主。在这一点上俄国社民党和自由派差别不大,只是社民党更强硬些。1905年“革命”被沙皇镇压下去了,在镇压过程中也把沙皇政府中的开明派——维特踢了出去,换上了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上台将来,把社民党和自由派都一耙打下去,当初大家觉得,俄国会出现全方位大倒退时期,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斯托雷平常代在政治上是专制的反动时期,在经济上却发起了“最激进”、“最勇敢”、“毫不妥协”的改革。他用政府权力,用充分满足权贵的方法来对农村公社进行了大规模的解散。事实上就是家长(联合“长子”)独霸家财,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去,用这种方法来瓦解大伙庭。结果就使俄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非常大变化,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时走向没落:一方面很多自由主义者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认可,进步为对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不公正做法的认可。最典型的就是《路标》文集的出版,该文集对1905年以前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检讨,觉得此前的自由主义太激进,总是过激的需要自由,事实上最可怕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大家是什么人?大家决不敢幻想与人民结合,大家应该感谢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大家免遭疯狂人民的迫害。”文集作者之一格尔申宗如此说,在这个基础上自由主义已经从原来的立场退到了寡头权贵的立场上。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民党人到1905年将来,因为斯托雷平不公正改革激起的反改革思潮,形成了民粹主义的大复兴。在“回到村社去”的下层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分化,一部分社民党“超民粹主义化”。最典型的代表是列宁,列宁基本上把1905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来了个大颠倒。1905年以前,列宁觉得村社民主是最虚伪的,西方民主才是真的的民主,后来他又讲西方民主一钱不值,是“清谈馆”,而民粹派的那一套公社倡导才是“民主革命的最高形式”;1905年以前列宁觉得俄国最大的灾难是农村公社,1908年却不断地强调对公社的破坏是俄国最大的灾难。十月革命的“土地纲领”是拿社会革命党的,而当时他们对社会革命党的批评,说他们“背叛了”我们的纲领,俄国社民党的这一派走到了比社会革命党还要社会革命党的地步。

如此一来,就使俄国出现了“反公正的伪角逐刺激起了反角逐的伪公正”的现象,由权贵资本主义刺激出了“人民专制”。这场“人民专制”带来的后果到了90年代将来,俄国又一次面临着从“人民专制”返回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这里大家感觉到中国现在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真实的。但,真的的矛盾是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应和“寡头主义”划清界限,二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应该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
我的一个提法是:“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针对寡头主义的辩护者,大家要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原则;针对民粹主义,大家要提出“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的原则;针对寡头主义,大家提出的是“产权改革”要民主的原则;对于民粹主义大家提出的是“管理改革”要集中的原则。
寡头主义反对乌托邦却不反对强制(化公为私的强制),而大家强调旧体制的弊病不在于乌托邦,而在于强制。因此告别旧体制不是告别乌托邦,而是告别强制。反之,民粹主义反对市场,但也不反对强制(化私为公的强制),而大家觉得目前的弊病,并不在于市场,仍然在于强制,因此目前不是要限制市场,而是要告别强制。在现在的改革中为市场辩护和在评价过去的体制时为乌托邦辩护,都有一个中心看法,就是反对强制,也就是维护自由。反对强制的自由,是关于自由的低调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理解不限于这个低调,但仍是以这个低调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承认自由不止是反对滥用强制,但第一是反对滥用强制。针对寡头主义,大家要反对强制性的化公为私,反对“权贵私有化”,而针对民粹主义,大家要反对强制化私为公,反驳“人民公社就是经济民主”的说法。
针对寡头主义,大家要反对不公正的伪角逐;而针对民粹主义,大家要反对反角逐的伪公正;针对寡头主义,大家要坚持起点平等,过程公正,而针对民粹主义,大家要对“结果平等,主人恩赐的公正”持坚决反对态度;针对寡头主义,大家要反对以“买卖优先”为由,否定诺齐克正义原则,而针对民粹主义,大家要反对以“社群主义”来否定罗尔斯正义的做法。
总之,第一,大家反对原始积累、用强权进行的积累;第二,大家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中角逐,应当指出:因为中国日常存在的这部分真问题,因此,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还是自由主义理论,都面临着挑战,中国人要有我们的理论解决我们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所有些国家都没先例的过程。第一,中国并非在传统私有制国家的基础上,而是在公共资产为主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对政府的需要和传统私有制国家不同。传统私有制下国家搞市场经济,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讲,对政府的需要就是一个有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就是不要多管闲事的政府,很多的事情由市场解决,政府只限于维护市场,只限于当角逐场上的守夜者,至于这个政府是否民选的,这与市场经济进步没直接的关系。有人觉得民选的政府就是有限的政府,事实上并非如此的,民选的政府也会什么都管,世袭的政府也会无为而治。这两种状况大家在历史上都见到过。对传统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讲,仅需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打造市场角逐机制的规则,再无须解决其他问题。
中国则不同,因为她是在公共资产高存量基础上通过产权改革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除去要打造市场角逐的秩序外,更要紧的是面临产权或买卖权初始配置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如此的国家面临着“卖方缺位”的问题,就是说以公共名义持有些资产要进行一场买卖,而这场买卖不是由所有者来进行买卖,由于所有者是公众,并非有权的人,有权的人只不过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严格地说,他们没买卖资格,由于他们不是所有者,但因为技术是什么原因,所有者——公众不可以直接参与买卖,如此就产生了加盟买卖的需要。在如此的改革中,大家就不可以仅仅需要政府是个少管闲事的政府,而且还需要政府与公众之间打造一种严格的委托加盟买卖机制。第一,做这种买卖,政府要获得公众的授权。第二,政府要同意公众的监督,只有在这两个条件下进行的产权改革,才是公正的改革,不然就容易沦为看守者监守自盗。这种公众选择加盟,监督买卖的机制事实上就是政治民主制。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主义立场与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就更易于获得一致。在传统私有制国家,自由主义或许比较强调市场角逐的自由,而对政治民主的兴趣相对较小。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那里要强调起点平等就有个“劫富济贫”的问题。传统私有制国家,在漫长的积累过程中,起点已经不平等,从头开始就要搞革命,人为地恢复一个“平等的起点”,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达成社民党的“平等理念”,这一点自由主义就不会答应。
然而在“看守者买卖”的条件下就不同了,前计划经济国家,私人产权是从无到有产生的,并没有着一个以“劫富济贫”来达成“起点平等”如此的首要条件,它仅需预防“抢来本钱做交易”就可以做到起点平等。如此,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天然地更易于承认角逐自由、个人权利。反过来讲,在这种条件下没选择加盟、监督买卖就不可能有诺齐克正义,如此,自由主义者就天然地更易于承认民主与起点平等原则。总之,如此的条件下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应当比传统私有制国家更易获得一致。而它们与民粹主义、寡头主义的斗争才是转轨过程中最大的真问题

 
打赏
 
更多>同类资讯
0相关评论

推荐图文
推荐资讯
点击排行
网站首页  |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使用协议  |  版权隐私  |  网站地图  |  排名推广  |  广告服务  |  积分换礼  |  网站留言  |  RSS订阅  |  违规举报